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,既有的傳染病防治法無從有效抑制疫情,紛紛採取一定手段達到防疫目的,其中有部分手段非無人權爭議,往往逾越民主國家的人權底線,一變而成為極權國家,若政府對侵害人權的情事視而不見,公法學者、司法院、法務部不需為以人權、民主國家自居之政府擦脂抹粉,幫「指揮中心」建立法制、集權抗疫,更能達到遏止疫情目的。

立法院制訂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」,其中第七條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,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」,違反第七條規定者,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、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處五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,此條文又稱霸王條款。




台灣一向自許為民主法治的先進國家,僅用此條文即戰勝千千萬萬法條,通訊保障監察法規定,最重本刑三年以上之罪,且有事實足認通聯紀錄(包括基地台位置、通訊門號、簡訊內容)對偵查有必要性及關連性時,始准由檢察官向法官以書面聲請調取票。

指揮中心僅以第七條規定,即大量使用基地台位置來定位手機形成電子圍籬,又不知依何法律依據,命警察去取締不遵守隔離規定之人,又可大量透過萬華基地台分析,對使用該地區基地台的手機用戶的健保卡予以疑似染疫註記,造成被註記之人就醫或其他形式之歧視。

指揮中心憑恃霸王條款,已取代法官、檢察官,指揮司法警察可對確診之人調閱手機基地台紀錄、出入境紀錄實施疫調,而職司執法工作之警察,直接受「指揮官」指揮,直闖殯葬會場、無搜索票直接侵入民宅取締群聚、任意在街上勸導並進一步「告發」未戴口罩之人。

法官痛批刑事局在搜索票聲請書中,利用嫌犯以簡訊實聯制發送的簡訊來鎖定嫌犯行蹤,質疑指揮中心一再向國人稱「只會作為疫調使用」之承諾,無非都是法治國對於人權底層的深刻反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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